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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帷幕，由“甜茶”提莫西·查拉梅主演、乔什·萨弗迪执导的《至尊马蒂》最终以“9提0中”的惨淡战绩收尾。

　　本是冲击影帝的热门候选人，提莫西却在宣传期因贬低芭蕾与歌剧的言论身陷舆论漩涡；而导演萨弗迪此前片场“毒性工作环境”的陈年旧账，也随着颁奖季的到来浮出水面。

　　主创接连引发的争议，无疑为这部作品的冲奥之路蒙上了阴影。最终，银幕外的喧嚣盖过了银幕内的光芒。《至尊马蒂》中马蒂的命运，也在一片喧哗中黯然落幕。

　　可以预见，《至尊马蒂》上映后会有一类解读视角：“我们都是马蒂”、“马蒂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痛处”、“马蒂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

　　这确实能代表部分人的想法，虽然马蒂满口谎言，毫不负责，傲慢自大，但是他也受困于很多和当代年轻人一样的困境：

　　他去参加英国公开赛，发现主办方对选手丝毫不重视，所有人挤在招待所大通铺里；想去日本参加世锦赛但机票都买不起，绞尽脑汁就为凑那1000美元，几次尝试几次失败，郁郁不得志；做一份自己不喜爱甚至憎恨的事情。

　　马蒂的困境是对梦想满腔热血，但没人把他当真。但我想说，我们并不是马蒂，我们正好相反。

　　《至尊马蒂》里的马蒂·毛瑟原型为美国乒乓球手马蒂·赖斯曼，是1950年代的顶级乒乓球运动员。

　　当时的乒乓球尚不被承认为一项严肃的运动，而只是地下室里的消遣活动——类似今天的桌游，叠叠乐或者Uno。人人都能玩，没人当成真竞技。

　　这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就算在英国锦标赛上拿了亚军，马蒂的赚钱手段仍然是在其他运动比赛之间打表演赛，做出各种搞怪行为，使用平底锅，坐在地上给观众表演滑稽戏。

　　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他“怀才不遇”，只是基于后世的一种回溯性视角：1988年乒乓球进入奥运会，才真正成为一项严肃的体育运动。

　　若用现代视角做类比，马蒂某种意义上更接近B站游戏up主“红警HBK08”。

　　《红色警戒2》作为一个诞生逾二十年的中古即时战略游戏，并不是一个严肃的项目，就算在B站上坐拥百万粉丝，大众也很难用审视职业体育的目光去对待“红警2世锦赛亚军”这样的头衔。它只能被视为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如果没有粉丝变现途径，up主大概还得去谋一份工作求生。

　　马蒂的悲哀，恰恰在于他没能生活在2026年。尽管当年的乒乓球与如今的《红警2》一样，都是大众消遣，但两者的变现逻辑天差地别。

　　哪怕贵为“世锦赛亚军”，马蒂最终也只能在酒吧里靠表演滑稽戏和行骗维生；而坐拥两百万粉丝的“红警HBK08”，早已凭此实现职业化生存。在那个缺乏变现路径的时代，马蒂的天赋更像是一张无法兑现的废纸。

　　换作今日，马蒂只需在平台上当个“乒乓球博主”，百万量级的粉丝足以撑起他的一份体面。尽管这跟他梦想中的靠打乒乓球挣大钱、和母亲搬进中央公园旁的高档公寓差很远，但是至少他能将自己的才能变现。这就是当代已经高度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的奇妙之处：一切皆可定价，皆可变现。

　　然而这也意味着另一个倒置：如果你无法变现，说明你缺乏可被定价的才能。这是当代年轻人和马蒂的最大区别。

　　马蒂的悲剧在于“无处施展”，而当代年轻人的悲剧在于“无地自容”——当社会已经为每一种才能明码标价，如果你依然无法被定价，好像连抱怨时代的理由都丧失了。

　　马蒂的困境是他的才能没被社会承认、接受和定价，但是当代社会已经处于一个过度绩效化和过度定价的状态：它不在乎你的才能是什么，能挣钱就行。

　　君不见短视频平台上做什么的都有？你可以很搞笑，很温馨，很出格，很阳光，很美丽，但是这恰恰是老子曰的反者道之动。

　　我们的面前有无数的机会，没有任何阻拦，代价则是你要和所有人一起竞争，你的一切都被分解成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才是这个原子化绩效社会的底层逻辑：马太效应，强者愈强。

　　以前你可以做人群里的前20%，现在对你的期望是前2%甚至是前0.2%乃至0.002%，绩效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甚至电影里的马蒂在当时还可以当一个很好的鞋店销售。稍微回转到二十年前，如果一个人《红警2》打得好，或许还能成为ta的网吧，ta的学校，ta的小区，甚至是ta的城市里的《红警2》第一人。但如今，除非你是《红警2》全国冠军乃至世界冠军，否则你的才能无关紧要。

　　在这个资本主义市场里所有人都被拆解、原子化，我们不再是去定义生活的“创造者”，而变成了被动接受的“消费者”。

　　马蒂满嘴谎言横冲直撞，但是至少他认为，他的事业值得他撒谎，值得为之狂热，而我们却没有这种主体性。主体性是通过否定存在的。

　　本片的一个主要剧情，是马蒂在英国公开赛上被日本选手远藤击败，没有获得世界冠军。而远藤击败他的原因，以他的视角来看，是远藤使用了一种新型球拍。

　　这个情节有线年代之前乒乓球球手们使用的是胶皮球拍，也就是木板上覆盖一块带有颗粒的橡胶层，而日本人在50年代初创造性的在胶皮与底板之间加入了海绵层，大大增加了球拍的弹性还有“吃球”的性能。从这种意义上，现代乒乓球在海绵胶皮发明以后才真正成型。

　　也就是说，马蒂所从事的那项运动，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游戏。在英语中，“运动”和“游戏”都是同一个词，Game。而他的失败，也象征着游戏精神对工具理性的失败，他是最后一个“玩”（play）乒乓球的杂耍艺人，而远藤古都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乒乓球运动员。马蒂想要远藤古都的身份而不得，是他的核心愤怒。

　　在目前运转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输赢是很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你在什么地方输和赢。马蒂是天才乒乓球手，但是这项运动在当年不重要，所以他的赢不被承认。

　　这不仅仅是一个绩效问题，还是一个定义问题；而在当今世界中，绩效被单一定义成了“金钱”，马蒂的困境就来源于此：他有天赋，但是没有能充分发挥他天赋的条件。

　　但是他是否能单纯地享受乒乓球的乐趣，而不是想要出人头地，把他妈妈接到中央公园旁边的高档公寓生活呢？答案仍然是不行。因为对于绩效的崇拜，对于输赢的极端强调，已经被内化到了马蒂和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之中。

　　人类在反抗这个秩序的同时也依赖它提供意义。这才是悖论所在。他崇拜绩效，但是只能杂耍。而我们想要杂耍，但是只能求绩效。

　　大多数人是很难在绩效比赛中胜出的。但更值得推敲的命题在于：即便成为赢家，这种胜利是否真的具有主体意义？ 哪怕最终如愿住进中央公园旁的高档公寓，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真正认同了这套绩效逻辑。

　　马蒂没有赢，没有赚到钱，没有成名，但是他至少真诚地相信他的才能有价值。他的各种诈骗行动是为了在赛场上不诈骗。

　　反观当代，我们的困境在于手段与目的的彻底倒置：当代年轻人即便在竞争中“赢”了，比如升学、升职、买房，却陷入了更深的自我异化。我们已经将绩效逻辑内化为自我剥削，在自我驱动的无限竞争中耗尽。

　　马蒂至少还知道诈骗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真诚地相信那些被迫完成的任务就是自己真正的欲望。

　　所以，关键区分就在这里：马蒂的输赢是存在论层面的，关乎“我是谁”，而我们的输赢只是生存论层面的，关乎“我有多少”。

　　这部电影里最关键的其中一句台词，是马蒂跟青梅竹马瑞秋吵架时说的：“我有目的（purpose），而你没有。”——这正是他与我们最本质的差异。

　　马蒂的所有欺骗、忍辱、癫狂，都是为了那个自我赋予的目的：证明自己、改变世界、把乒乓球带回美国、接母亲住进高级公寓。这个目的可能是虚妄的，但如萨特所言，“正是通过设定目的，主体性才得以确立。”

　　马蒂那满口谎言、四处碰壁乃至低声下气的流氓行径，都服务于其明确的目标。尽管身处贫瘠，他却拥有一种高度自洽的主体性：他坚信自己能跻身伟大，并以此赋予生活某种英雄主义的意义。

　　而我们能做出同样的断言吗？我们努力读书，努力考学，努力上班，努力赚钱，这一切是我们真的想要的吗？大部分情况下，这一切都是周围的环境逼我们做的。

　　这种努力与最终的“福报”之间的关联正变得愈发稀薄，甚至有一种逻辑上的可疑。在“优绩主义”的蓝图中，学习、就业、金钱与理想生活被塑造为一套严丝合缝的因果链条，但在现实的冲击下，每一个“为了”的因果关系都不可靠。

　　好好学习就能找到好工作？有好工作就就能赚大钱？赚大钱就能有好生活？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努力追求这一切反而搞砸了所有事的案例，而在这些案例里，所谓“搞砸”到底指什么？上学时迟到五分钟就被老师批评“你这辈子完了”，和这种“搞砸一切”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当代人的困境恰恰在于我们搞不砸一切。可以想象一个夸张的情况：如果你能把上班的公司搞破产，那么你必然是公司的关键人物，一言而决。

　　最能反映当代年轻人困境的电影不是《至尊马蒂》，而是《搏击俱乐部》，这部电影有一段名台词：

　　“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的，没有位置。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萧条。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大萧条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长大，相信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百万富翁、电影明星或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我们慢慢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非常非常愤怒。”

　　《至尊马蒂》的最后，马蒂真的搞砸了一切。他赢了一场没有意义的表演赛，与金主彻底闹翻，因为没有缴纳罚款而无法参加东京世锦赛，只能灰溜溜地回家。

　　电影最后一幕，他看到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流下了眼泪。很难说这是个好结局还是坏结局。一般的体育电影往往以主人公的最终胜利为结束，而马蒂虽然赢了，但只是纯粹的，在目的性意义上的赢；他在绩效层面上，毫无疑问一败涂地。

　　马蒂不是一个值得共情的悲剧英雄，而是一面否定的镜子——照出我们在系统驯化中丧失的东西。

　　当马蒂在伦敦世锦赛上挥舞着过时的橡皮球拍，面对代表着新技术时代的海绵球拍时，他输掉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却捍卫了存在的偶然性。而今天的我们，或许在每一次“上岸”与“躺平”的摇摆中，早已放弃了这种捍卫。

　　我们被困在精密的绩效传送带上，既没有马蒂的癫狂，也没有他的自由。我们的恼火不在于“搞砸了一切”，而在于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搞砸”——因为没有自我赋予的目的，也就无所谓真正的失败。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马蒂”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耻辱：在一个比1950年代更疯狂地崇拜输赢的世界里，我们丧失了像马蒂那样真诚地想赢的能力——不是为了绩效系统的认可，而是为了那个或许虚妄、但绝对属于自己的目的。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总喜欢把原本作为娱乐的项目转换为竞技。Game就是Game，just for fun!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分个你死我活…所谓的“卷”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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